2026年4月10日上午10时，北京大学污污漫画 博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祝帅到访污污漫画 ，进行了题为《碑帖之际：晚清民国书法的现代转向》的学术演讲。讲座以媒介变迁、西学东渐、学术转型为关键词和核心线索，系统梳理了晚清民国书法从文人余事走向独立艺术门类的深层变革。讲座由污污漫画 党委书记周计武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贡雨婕、何莎、王一凡作为与谈人进行分享，刘德龙、朱琪、王诗晓等教师及研究生数十人出席，两校师生齐聚一堂，共探书法现代性转型的学理密码。

祝帅以一个直击当下的现实困惑引出讲座的问题缘起：自从宋代以来，临摹就被视作书法学习的不二法门。今天印刷技术飞速提升，然而书法水平却未同步提高，反而出现“炫技”“伪二王”“展览体”等为书坛所广为诟病的负面现象。对此，他结合自身学书经历指出，从早年家藏民国有正书局到20世纪80年代文物出版社等粗印的石印、珂罗版影印碑帖，到如今唾手可得的高清彩色精印字帖、数字图像，书法学习资源空前丰富，但是当代书法却并未传承传统的神采与底蕴。这一矛盾，正是讲座要回应的核心命题。

依托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理论，祝帅提出这样的研究假设：我们看到的并非真实原作，而是被媒介重新编码、解码后的视觉信号。书法学习的困境，本质是传播媒介的变迁改变了认知方式、审美经验与传承体系，并由此开启历史回溯，追溯从刻帖到珂罗版以来，书法传播方式的“千年之变”。

祝帅以长时段视野，梳理了书法学习与传播的关键转折。他提出，在宋以前，书法学习主要靠笔法传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那时候想要学习书法的人们“无‘帖’可临”。宋代以前刻帖并未普及，所以书法无法自学，只能依赖师徒口传心授，甚至笔法秘传。那时候虽然有碑，但当时“碑”的主要作用在于读文而非习字，与“帖”的功能是严格分离的。

有宋一代，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刻帖普及，笔法传承谱系由此断裂。刻帖让字帖“化身千万”，书法走向自学，但也带来致命缺陷：如只有黑白，丢失墨色层次；多次翻刻失真，后人临摹走形范本，久习易生出“枣木板气”；师徒传授中的三维书写姿态被平面化；等等。启功先生所言“透过刀锋看笔锋”，正是出于对刻帖局限性的精准察觉。

 20世纪以来，随着珂罗版与摄影术的东传，人们对于原作的审美判断有了提升。特别是延光室照片和珂罗版技术突破了刻帖只有黑白二色的限制，能够精准还原墨色浓淡、干湿变化，以至于梁启超曾据此断言帖学复兴有望。但新技术也带来新问题：作品可随意放大缩小，混淆了大小字的笔法差异；二玄社等精印范本成为时代标准，原作乃至刻帖拓本“入木三分”的质感、厚度、起伏也随之消失，让书法从“立体感知”彻底变成“视觉艺术”。

祝帅还结合书法出版的革命，探讨了碑帖出版产业化是如何改变书法生态的。祝帅尖锐地指出，20世纪专业出版机构的出现，彻底重构了书法学习版图。专业碑帖出版社（有正书局、神州国光社等）的出现；碑帖单行本、书法全集、书法字典、间架结构习字帖的普及等，这些都把字从章法语境中抽离，如同通过数据库检索的史料越来越丰富，但却脱离了上下文，看似方便，实则丢失书法最核心的气韵与灵魂。书法从“三维书写的具身艺术”逐渐变成“视觉构成的图形设计”，这是书法现代转型的关键标志，但也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后果。

在博士生的与谈环节，王一凡强调，晚清民国书法之变，不只是内部碑帖之争，更是全球文化同频共振的结果。她以西学东渐为关键词，提炼出三条共同推动书法现代转型的核心影响路径：一是西方艺术史特别是形式主义美学，以里格尔、沃尔夫林等为代表，建立形式分析、视觉结构评价体系，让书法从“书写”纳入“视觉艺术”范畴。二是西方汉学的学术转型，特别是沙畹、伯希和、福开森等人将考古、文献、美学等多元方法带入，将中国金石学与西方艺术学相对接，推动书法研究从文人品评走向现代学术。三是西方现代艺术对线条、抽象、表现力的追求与中国书法天然契合，这种审视角度也推动书法成为全球艺术话语中的独立门类。同时，西方博物馆、展览、出版体系与传入中国珂罗版、摄影技术同步成熟，共同推动书法从文人私藏走向公共艺术。

何莎从褚遂良黄绢本《兰亭序》、张旭五色彩笺《古诗四帖》以及米芾直接以书写介质命名的《蜀素帖》等出发，探讨了色彩、染织等材料与书法之间的密切关系。她从色彩技术现代化切入，提出传统植物染色，依赖经验性、非标准化制作，因而层次微妙；而现代依靠化学合成染料，通过工业量产的方式生产出稳定、标准化的“预制色彩”，其结果是色彩从“自然生成”变为“可控预制”，审美经验被技术深层重构，这种书写材料的变迁也对当代书法的形式之变产生了微妙但又不可忽视的影响。

博士生贡雨婕从艺术批评的视角，重新解读了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她指出，康有为的书学并非像当时所理解的那样是其政论的前奏或附庸，而是自成体系，尤其是他受西学学科观念影响，试图建立起一个格物致知、宇宙同构的书学体系，因而是一次现代性的书法批评尝试。其文化立场属于一种温和自律主义，即认为艺术与道德、审美不可分割。这一解读从艺术批评史视角赋予康有为书学研究与当代艺术学的对话可能。

延续主讲人和三位与谈人提出的问题，现场师生围绕“数字时代，书法本体何去何从”，分别从数字媒介、身体性、仪式感、视觉符号化等角度展开激烈讨论。祝帅在回应中认为，媒介普及带来便利与大众化，但专业研究必须守住人工智能与复制技术无法取代的核心。他引用邱振中先生《神居何所》中的观点，指出书法之“神”存在于原作的微形式、微运动、气息、质感之中，这是平面印刷与屏幕永远无法复制的。他强调，“神”从复制品中看不到，只有看原作才能体会到。书法的本体价值，正在于媒介无法带走的生命质感。

主持人周计武进行学术总结。他指出，本次讲座及与谈发言以跨媒介、思想史、全球化的视野，揭示了从宋代雕版印刷、晚清珂罗版到当代出版复制技术是如何全方位改变了传统书法的形态、技法、观念与审美的。他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书法被纳入西方艺术体系，获得独立身份，但也面临被图案化、设计化、视觉化的风险。真正的书法研究，既要知其变，更要识其常，看到书法不只是一门艺术，更是文化、思想与文明的精神同构，只有通“变”知“常”，才能回归书法之“本”。

本次讲座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书法史、媒介史、学术史与中西文化交流史，为污污漫画 师生提供了理解20世纪书法转型的全新框架，也为当代书法创作、研究与教育提供了深刻启示。尤其是在高清复制与数字化、智能化书写的时代，回望碑帖之际的百年转向，我们更应守护书法的具身性、文化性与精神性，让笔墨在变与常之间，呵护与延续中国艺术的精神根脉与生命。